炎帝神农“北方说”的误区

为什么有些史学家非要把炎帝神农划入黄河流域呢？这大概是长期以来受“黄河文明中心论”影响的结果。这不仅是近代史学界的偏见，也是古代学者的一种倾向。《国语》中司空季子的一段话就是典型代表。

 

 

人们研究炎、黄引用最多的要数《国语》中司空季子说的那段话：“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段话是司空季子劝说晋公子重耳（后成为晋国第六任君主，即晋文公）不应拒绝与秦国公主怀嬴的婚事时说的。这段话的后面还说“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今子于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

说这段话的背景及讲的故事是，重耳由楚至秦，秦穆公为了表示两国的友好，将女儿文嬴及四位宗女嫁其为妻。五个女子中有个叫怀嬴的，她曾是重耳侄子子圉的妻子。秦晋韩原之战，晋国大败，晋惠公做了俘虏，于是以太子子圉为人质议和，秦穆公以怀嬴配子圉。子圉急于得位而逃回晋国，即为晋怀公。他为了阻止重耳回国而继续采取迫害手段。重耳在秦的帮助下回国为君，并杀死子圉。

司空季子即随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的胥臣臼季，因后来做了晋国的司空（掌管工程的官），故叫司空季子。司空季子上述议论的核心在于劝说重耳娶怀嬴无妨，尽管她曾经是重耳的亲侄媳。理由是婚姻只讲同姓异姓，而区分同姓异姓的标准又是“同德异德”，并不在其他亲疏。为了说明他的这个观点，举出了炎帝、黄帝的事例。按照司空季子的说法，炎、黄虽然是同一父母所生，但他们“异德”，因此异姓；既然异姓，所以他们的子女是可以结婚的，这就叫“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生民就是生人，意即子孙繁衍昌盛。既然亲兄弟的子女只要“异德”都可以结婚，侄媳妇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司空季子以炎、黄二帝作例子的话，或许采用了流传在秦国的民间传说，或许是他为了找到论据而编造的“歪理”，或是一句戏言，这显然是不能当作信史的。

司马迁在写《史记·五帝本纪》就没有听信司空季子之言，他十分明确地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另又说黄帝同炎帝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根本没提他们是兄弟关系。

司空季子的话在后世一些著作中并没有被完全采纳。唐代司马贞为《史记》补写《三皇本纪》、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也没有把炎、黄说成兄弟。

司空季子劝重耳的话是在秦国说的，如果他引用了当地的民间传说，那只能说明了一个问题，从发迹在秦川大地上的周朝人开始到秦国，他们为了树立一个万世一系的正统观念和帝王血统观念，不得不把炎、黄二帝拉入到他们的先祖牌位上，否则，他们在华夏民族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就难以确立。尤其周人以姬姓和姜姓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把炎、黄二帝的出生地确定在渭水上游、而且是亲兄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

从民间传说中的另一个版本看，炎帝则位于南方，黄帝则位于中原大地，一个在长江流域，一个在黄河流域，构成了中国的两河流域文明。我们从当今的考古发掘资料中也能找到答案。

炎帝问题我们暂且放在后面说，让我们看看同炎帝相联系的黄帝时代情况吧。因为这有利我们认识司空季子之言的误导。

河南省新郑市在远古称“有熊”，这在历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最早的记载是战国《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有熊在什么地方？汉代就在新郑建有黄帝故里祠。故《史记·五帝本纪·解集》说：“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或言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唐杜佑《通典·州郡典七》说：“新郑县，汉旧县，有溱洧二水，祝融之墟，黄帝都于有熊亦在此，本郑国之地。” 《大明一统志》记载：“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 《大清一统志》、《河南通志》、《开封府志》、《新郑县志》都一致记载了上述相同的内容。

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早在1935年写有《黄帝故事地望考》，他考察的结果是：“余前论古代关于夏禹传说之地望，乃起自今之河南西部山地，而北极于黄河北岸今山西之南部。此篇略考黄帝传说故事，其地望乃与夏禹传说不期而合。然则言黄帝、夏禹者，其殆为古代比较相近之两民族所传述也。”这也说明黄帝生于渭水流域是不可信的。

当代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在《始祖山中华圣地建设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常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新郑这个地方的传说究竟有多少可信性？我说从文献上来看，新郑作为‘有熊氏之墟’和作为‘少典氏之国’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经《史记》和《史记三家注》等书记载下来，应该说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人提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怀疑这一点。”

黄帝的出生地在新郑，怎能又扯到渭水流域的“姬水成”呢？显然，把炎、黄二帝硬拉扯成兄弟、而且都生长在渭水流域是难令人信服的。

 

 

炎黄的传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周王朝，这也是司空季子被误导的原因。让我们了解一下周朝的兴起，就可看出他们为什么要把炎黄出生地都划在渭水流域。

周族原是活动于我国西部地区渭水流域的一个古老民族，始祖名弃，以擅长农艺著称，尧时被任命为农官。说起弃的身世，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

弃的母亲叫姜。有一天，姜和同伴到野外去游玩，忽然看到路上有一个奇怪的脚印。姜很好奇，不由自主地就把自己的脚踩在了这个大脚印上。这时，她觉得自己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事后，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当她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怕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给自己带来灾祸，便把他丢弃在小路上，想让牛马把他踩死，可牛马见了孩子却避开了。她又将孩子丢在深山密林里，可山林里来了许多人。她又把孩子丢在河面冰上，想让他冻死，。哪知一群飞鸟用翅膀将孩子遮盖着取暖避寒。她感到这孩子不一般，最后抱回来，给他取名叫“弃”（这一传说故事某些情节也被演义到炎帝神农诞生的传说之中）。

弃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种植麻和豆类植物，长大以后仍热心庄稼活。弃在农业方面的专长传到尧的耳朵里，尧把弃请来，任命他为管理农业的官。弃在舜时还曾与大禹一起治过水，因治水有功被封于邰地（今陕西武功县），称姬姓。从弃的曾孙公刘至古公父，先后共10代人居住在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县一带）。后来古公父为躲避戎狄，不得不率领族人迁居周原（今陕西岐山、挟风交界一带）。古公父在周原这片肥美的土地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设官分职，建立宗庙、宫殿和城郭，势力越来越强大。古公父的儿子季历居然娶了商女太妊为妻，并被商王朝封为“牧师”。季历不断对周边戎狄部落用兵，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商王文丁不满季历而借故将他杀死，商人与周人从此结下世仇。季历的儿子姬昌即位，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周文王。由于他的早逝，灭商的愿望未实现。他的儿子继位，称武王。他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终于将统治达600年之久、建都于中原的商王朝推翻。

在灭商的战争中，有位名姜尚，字子牙的人立了大功。姜子牙的祖籍原在东方夷人地区。据说，他的祖先在舜时为“四”之一，曾帮助大禹治水立过功，被封在吕，姜为其族姓。因姜尚祖先曾被封在吕地，所以又称他为吕尚。

由此可见姬、姜二姓的关系非同一般。据有的学者考证，西周11代王中几乎每隔一代就要娶一个姜姓女子为妻。这不仅反映了西周建国前后始终把姬姜联盟作为巩固王朝统治的重要国策，也反映了姜姓一直是左右西周政治形势的重要力量。

我们有理由大胆地推测，炎黄的姜、姬二姓是周人给安上的。这一说法早就有人提出来，非我们“首创”。

在此再重复说一次：发迹在秦川大地上的周朝人开始到秦国，他们为了树立一个万世一系的正统观念和帝王血统观念，不得不把炎、黄二帝拉入到他们的先祖牌位上，否则，他们在华夏民族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就难以确立。尤其周人以姬姓和姜姓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把炎、黄二帝的出生地确定在渭水上游，而且是亲兄弟，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故《史记　封禅书》记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祭黄帝；作下，祭炎帝。”据说，吴阳在今宝鸡市区北的吴山之南面，即今凤翔的“三原”。

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古籍记载炎帝、黄帝的传说，绝大多数成书于周朝，著作者自然摆脱不了周人的影响。《国语》中记下的司空季子的那段话，可以说，完全出于周人之口。不可否认，《国语》、《左传》等古籍中也记下了一些历史的真实“影子”。

 

 

 

关于炎帝神农的传说，先秦以前只提及炎帝、神农，并未涉及具体地名。至西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后，把炎帝神农的身世越说越复杂，涉及的几个地名成为人们长期争议的焦点。严格说，很多地名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当然也不排除有民间传说的成分。即便如此，不妨对几个地名说说我们的看法。

其一，华阳。传说中说“神农母女登游华阳，感神龙而生炎帝于常羊。”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华阳”条注：“以在华山之阳得名，相当今陕西秦岭以南、四川和云南、贵州一带。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即记载此地区史事。”《史记》中也有多处提到华阳，一是赵武灵王进攻中山国时攻占的华阳。这个华阳，张守节在“正义”中认为是北岳恒山的别名，其地即今山西省浑源县境内的恒山。

二是公元前273年华阳之战的地点。这是战国末期一次重大的战役，《韩世家》、《白起王翦列传》等文中都提到这件事。张守节“正义”说“司马彪云，华阳，亭名，在密县……《括地志》云：故华阳城在郑州管城县南四十里”。这个华阳在今河南的密县，现今的河南省地图已找不到华阳的踪迹。

三是《夏本纪》中提到的华阳，“华阳黑水惟梁州”。这句话本意是，东从华山南面起，西到黑水，其间的地域是梁州。这里所说的华阳是指代整个梁州，包括现今的陕西汉中、四川大部分和云南、贵州一部分。南朝宋和唐开元年间，曾在今汉中地区的勉县和洋县设过华阳县。唐肃宗还在今四川成都附近设华阳县。这些都是皇甫谧死后几百年的事。

四是《吕不韦列传》中说及的华阳夫人，此人是楚国人，可能当时的楚国地域泛称华阳。以上华阳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在陕西，说炎帝出生于宝鸡很难成立。

其二，姜水。很多学者把《国语》中司空季子的话当成了信史，加上《水经注》将姜水定在渭水支流，这就成了铁打的事实。

姜水到底在何处呢？《水经注》说得十分明确：“歧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史》说：“姜氏城在歧山县东。”这里是周人先祖的故里，古代的歧水（姜水）今叫漆水河，从武功县注入渭水。这条河相距宝鸡市80多公里，其市区怎有姜水呢？今宝鸡市渭水之南的清涧水（今改名清姜河）是明代以后确认的“姜水”，认为《水经注》注错了地方。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特别纠正说：“明《一统志》，姜氏城在宝鸡县南七里，城南有姜水，误也。《御览》七十引《三辅旧事》：姜泉在歧山县，（清）《一统志》，姜氏城在歧山县东，则姜水亦在县东矣。”可见明代人有造假之嫌。从明朝官员把随州神农洞从殷店迁到厉山来看，宝鸡的明朝官员把姜水搬家也是可能的。宋代不是也干过把湖南酃县的炎帝祀庙迁至茶陵城南的事吗！

据悉，四川嘉陵江至广元一段，古称姜水，因为这里是羌族居住区而得名。这条河发源于甘肃南部。这正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神农氏是源于今甘肃的部落。”相传今四川北部松藩、茂汶地区的羌族，就是炎帝遗传的正统后裔。这正如郭沫若所说：“炎帝可能是古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号神农氏。”从这一条证据来看，我们说炎帝神农发迹于长江流域更有道理。所以，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光认为：“姜水也可理解为江水。《山海经》明确说炎帝之后祝融‘降居江水’。”还有的学者认为，江水指长江或汉水(古汉水也称江水)。

有的学者还认为姜从羊从女，象征女性管理羊群之意，因此而推断炎帝神农是西北羌族的一支，甚至认为羌、姜相通。这种推理更难令人信服。羊并非是西北惟有的动物，南方同样有羊，现有的考古资料也说明了这一点。《后汉书　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这里明确说明，西羌也是从南方迁过去的。这印证了长江文明向北、向西北发展的事实。

是否因为炎帝神农姓姜，就长于姜水呢？中国的姓氏最早起源于对图腾的崇拜。文字出现后，多为赐姓命氏，或国号为姓，或官爵、谥号姓，或职业姓，以居住地的河水为姓，在历史上尚无记载。《史记　齐世家》里记叙说，姜姓出于四岳之后，“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本姓姜姓，从其封姓，故曰吕尚。”这位吕尚，就是传说中帮周武王伐殷的姜太公。姜姓受封的国家就是《国语》中所说的“齐、许、申、吕由太姜”。齐在今山东境，许、申、吕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此外，姜姓国还有纪(今山东境)、向(今安徽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今随州境的厉国也姓姜，这与炎帝神农生于随州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以上可见，姜姓国占据了中原一带，可以说，周朝的强盛和巩固，应得力于姬、姜的联合。这大概也是炎黄并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标志着炎黄两大族在华夏族形成的过程中产生重大的影响。从姜姓的起源来把炎帝神农同姜水硬拉到一起是十分牵强附会的。

神农时代尚无姓氏，即使有也只能以部落的氏族名称为姓氏。神农的姓谁给的呢？郑驳《五经异义》说：“炎帝姜姓，太昊所赐也。”另一种说法即周人给安上去的。

其三，常羊山。

目前，有几处炎帝神农的纪念地为了证实景点的真实性，人为地将山名、河流改名，因此，常羊山之名在全国多处出现。这完全是一种愚弄游客的做法。

常羊山到底在何处呢？《信阳志》记载：“西有常羊山，峰峦起伏，状似群羊。北抵屈山店，南亘殷家店，相传烈山氏感生于此。”另又记：“游河又名油河，源于随州羊家河。”《随州志》记：“州东北百二十里有老羊山，由北向南蜿蜒。”又记：“山东瀑水，名曰羊河，折南转东，汇游河，入淮河。”信阳、随州山水相连，两志书所记“羊山”同为一山，“羊河”又同于一水。另从古文字演变考证，“羌”、“姜”均源于“羊”，姜姓氏族最早应起于“常羊山”之“羊”。

其四，烈山（厉山）

《左传》中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礼记》中又说“厉山氏之有天下也。”这里提到的烈山、厉山在何处呢？有的认为在陕西骊山，其理由是炎帝既然长于姜水，烈山就不应距离太远。①还有一种新的说法在今湘粤桂交界的九疑山。②

其实，烈山、厉山地名早就明确了。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就明确指出：“水北出大义山南至厉乡西，赐水入焉。水源东出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径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周谷城著的《中国通史》、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也都认为烈山“在今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某地方”，“随县境内”。他们三人越说越具体。

我们在后一章节谈到烈山氏时，还要涉及这一问题。

 

 

 

《大戴礼》五帝德篇载：“宰我问于孔子，……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列子　黄帝篇》中也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

司马迁在《史记　五帝本纪》中也采纳了上述说法，只是把“赤帝”改为“炎帝”。这段文字是：“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这段文字应该说行文不够严密，容易使人产生歧义。这段话可分为四个层次来理解：第一层说黄帝之时，神农氏族一代又一代的衰落。诸侯相互发动战争，残暴侵害老百姓，天下共主的神农氏却无力加以制止，于是黄帝用兵讨伐，使诸侯多有宾服，但惟有蚩尤暴残强大，未能征服。第二层说炎帝侵扰各诸侯，诸侯纷纷追随黄帝，黄帝遂修德振兵，在阪泉之野经过多次战斗才将炎帝平服。第三层说蚩尤不服黄帝而作乱，黄帝帅各路诸侯向蚩尤宣战，而后擒杀蚩尤，于是诸侯尊推黄帝为共主，以取代衰弱的神农氏。最后一层说黄帝即就帝位，然天下犹有不顺服者，黄帝必前去征讨，以彰显其威严。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把神农看成一个氏族，把炎帝看作是一个具体人。在司马迁看来，神农氏和炎帝是两个概念，神农氏世衰，已不可控制局面了，就更谈不上侵扰各诸侯。黄帝同炎帝发生的战争，这个炎帝是谁呢？不得而知。按理说，神农氏是天下的统治者，炎帝就应是神农氏。如果不是，这个“炎帝”只能是蚩尤冒充的。

从《山海经》中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只同蚩尤发生过战争，所以《路史　蚩尤传》中说：“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而喜乱，逐帝而居于浊鹿，兴封禅，号炎帝。”

《逸周书　尝麦解》中也说：“蚩尤乃逐帝（炎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上述司马迁论述中提到的两个地名，一是“阪泉之野”，二是“涿鹿”，长期以来，这两个地点在今日的何处，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西晋的全国地志《晋太康三年地志》载：“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又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无东面。”北魏时期的地理书《魏土地记》也有同样的记载。可见涿鹿、阪泉均同在一地，相距也很近。如今的河北涿鹿县还建有蚩尤庙。

对于上述地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曲英杰研究员在《长江古城址》书中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黄帝南伐赤帝的战争应在石家河城(今湖北天门石家河镇)进行，古籍上说的“阪泉”，实际上指的就是石家河城的“反山之原”(详见后一章节“我国古城址的发掘”)。理由之一是，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载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灭有之。后东伐□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这说明炎黄之战在南方。

曲英杰先生的分析应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可以推测，蚩尤将神农氏族的炎帝榆罔排挤走以后自称“炎帝”，并不断向北方发动战争，侵扰各诸侯国，已经强大的轩辕氏应炎帝榆罔的请求，向蚩尤宣战，在涿鹿打败蚩尤。炎帝榆罔回到收复的土地，当恢复元气后，对背叛他的诸侯国进行报复，诸侯们纷纷归顺轩辕氏。轩辕氏最后在今湖北的阪泉之野战胜炎帝榆罔而一统天下，称为黄帝。

 

 

 

在黄河流域地区也出现一些有关炎帝神农的传说和遗迹，这怎么解释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古籍中早有记载，“神农七十世有天下”或说“神农十七世有天下”，又说“炎帝传位八代也”。八世是：“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罔”，这说明炎帝神农是一个时代的“总称”，或者说是许多“无名氏”在远古时代作出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的代号，他不是指的一个具体人。炎帝神农的子孙们创造了长江流域文明，在面临自然灾害面前，在遭遇瘟疫的袭击面前，他们向淮河、黄河流域迁徙是必然的，尤其榆罔时期，他的活动领地基本上在黄河流域。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是，中国古今带“榆”字的地名都在北方，如陕西的榆林市，山西的榆次市、榆社县，甘肃的榆中县，另有一些在北方曾出现的地名：榆眉城、榆树县、榆林关、榆木川、榆谷、榆关等，还有黄榆店、黄榆关、黄榆谷等。为什么带榆字的地名偏偏出在北方呢？这是否同榆罔活动在北方有关呢？山西高平出现的炎帝陵就是榆罔吗？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有趣答题。

有的同志研究黄帝与炎帝在阪泉的战争，实际上是黄帝同榆罔的战争，这不是正符合了上述地名的历史背景吗！

炎帝八世的说法主要来源于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他的记载可信度有多高呢？就皇甫谧本人来说，一生博览群书，凡典籍、百家之言、传世杂说皆必读，著述颇多。《帝王世纪》所记载的内容应是他根据各种传说资料加工整理的结果。秦始皇的焚书虽毁掉了大量的传世之作，但在民间也不可能搜尽烧绝，西晋时代的皇甫谧有可能接触到一些流传下来的史籍，最起码比我们现在接触的古籍要多得多。但愿他不是一位胡编乱造的儒士，何况他编得也有些道理。

历史上的学者们也都难逃出历史的局限，缺少唯物主义的态度。他们在记录史实时难免都加上了神话色彩或不加分析地实录前人资料的内容，如“人身牛首”，“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立一百二十年崩”，甚至还说神农“三日而能言，七日而齿具，三岁而知稼穑”等等，特别司马贞在写《史记　补三皇本纪》时也加入了上述某些内容。现今有科学头脑的人们读了也怀疑三分。要知他们毕竟不是在编神话，而是在写史实，因此必须去伪存真，凡不符合历史真实面貌的糟粕必须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