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评论员
资治通鉴曰：“小医治病，中医治人，大医治国。”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医”字意蕴丰富、含义深远。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就曾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从而生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国家责任；留学日本的鲁迅，毅然弃医从文，从疗治身体的病痛到“改变他们的精神”，从而于民族危难之际发出了对社会启蒙的“呐喊”。
治病与治国，目的都是“治”，但不同的“肌体”，决定了“医”的不同追求。在今天，正是基于对执政地位与执政根基的忧患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更大的“医”，实现更大的“治”，其力度、深度与广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前所未有，深入回答了“为何治党”这一重大理论课题和时代问题。正是基于“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深刻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及时解决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认真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从人心向背、国家兴亡的高度，行“大医”之道，求“大医”之效。
治病与治国，“医”的对象不同，但治疗的方略，却有共通之处。《黄帝内经》中说：“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体现的就是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哲学智慧。“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忧患意识，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催生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新战略，既深化了党的建设的理论内涵，又拓展了管党治党的实践境界。
理解了稳固执政根基的“大医”之道，理解了“治未病”的“上医”之方，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到，为什么全面从严治党要强调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为什么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要求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把“治”的关口前移，就是要在“未病”之时早做提醒、早做治疗，通过注重日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动辄则咎，避免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违法无不从乱纪始，运用“治未病”的哲学思维，就能既及时治“病树”、拔“烂树”，更保护好整片“森林”的健康。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唐太宗李世民曾问诸臣：“草创与守成孰难？”魏征对曰：守业比创业更难，因为“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也常和大臣论持身保业之道，说：“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
“守成则难”的慨叹，让“大医医国”的坚定行动穿越时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正风反腐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斗争。“危生于安”的自警，让“上医治未病”的忧患意识发人深省：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始终保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和决心，强身健体、固本培元，才能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让整个政治生态山清水秀。 （原载5月19日《湖北日报》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