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琴

　　小时候的冬天，寒冷而漫长。凛冽的北风呼呼地吹着，鹅毛大雪一场接一场地下，堰塘里的冰块厚得能溜冰。那时候，没有热水袋、取暖器，更没有空调和暖气，唯一能取暖的就是烘笼。一到冬天，村里的老人们几乎人手一个烘笼，成为儿时一道独有的风景。
　　记忆中的烘笼是陶质制品，经过挖泥、和泥、制坯、印花、阴干、装窑、烧窑等一系列工艺烧制而成。烘笼的外形很简单，下半部是一个小瓦罐，用来装炭火；上半部是一个弯弯的提手，便于提携。也有些烘笼，表面上多了层釉，雕上花、草、狗、猫等各种纹饰，光鲜好看。
　　“十月天寒穿袄子，冬月数九烘笼子。”在那个寒冷的年代，烘笼是每家取暖的必需品。我家也有一大一小两个烘笼，老老少少轮流取暖。记得有一回，我拎起刚放炭火的烘笼，火太大提手太烫，手一松烘笼掉在地上打破了，我吓得大哭，母亲笑着安慰我没事。她将蒸熟的红薯捣烂，糊在漂亮的碎布片上，把碎布片一层一层地贴在烘笼上粘牢，破了的烘笼不仅能继续使用，而且变得漂漂亮亮与众不同；后来烘笼又被我打破了，裂纹变得又大又长，父亲也是没责怪我，他小心翼翼地在裂口两边钻几组对称的小孔，用细铁丝穿起来，再加几道铁丝圈儿轻轻捆住。两个烘笼就这样被节俭又聪明的父母用了十几年。
　　烘笼最大的用途是取暖，用的材料是桴炭。那些个雾气重重的寒冬，母亲总会早早起床，用劈好的柴、干了的树兜、长长的苞谷芯当燃料烧水煮饭。饭好了，一些没有充分燃烧的柴火就变成了桴炭。这时候，母亲拿来两个烘笼，用锯末子或棉花壳垫底，用铲子把闪着星星点点红光的细桴炭装进烘笼，再选两三块烧得旺旺的厚实又大块的桴炭压上去，用脚把桴炭踩实踩紧，在上面盖上点热灰，一个取暖的烘笼就装好了。
　　母亲轻声地唤着七十多岁的外婆和幼小的我们起床，把烧得旺旺的大烘笼递给外婆，把小点的烘笼递给姐姐。姐姐招呼我们洗漱好去暖手，红红的炭火带着母亲无言的怜爱立刻温暖了我们冰凉的小手。外婆呢，常常会围着一条很长的土蓝布围腰，用围腰宽大的下摆盖住烘笼，提着烘笼暖暖手，再将烘笼置于板凳下烤着她的一双裹过的小脚。待手脚都暖和点了，才用颤抖的手接过母亲递来的早饭慢慢地吃着。瘦弱的外婆常常自言自语：“还是烘笼好啊，没有这点炭火，我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啊！”在母亲一年又一年的操劳中，在一大一小烘笼暖暖的火光中，外婆安详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也从童年暖暖地走进了少年。
　　烘笼除了取暖外，还可以烤鞋子、袜子、衣服。那时候的雪下得又大又猛，淘气的我们总也坐不住，在雪地里打雪仗、扔雪球，玩得满头大汗忘乎所以。曲终人散后才发现手工棉鞋湿了，裤子也打湿了半截。回到家，妈妈一边责怪着我们，一边用竹棍扒开烘笼上的浮灰，露出烘笼中红红的火星，为我们烤鞋烤衣。一会儿鞋子衣服就冒出了白色的烟。夜深了，妈妈也会把烘笼放床上烤被窝，我和妹妹把脚贴在烘笼上，整个被窝里暖暖和和的，那种滋味真的很温暖。
　　那时我们的作业不像现在的学生这样多，乡下也不像城里可以去图书馆看书，百无聊赖的我们总喜欢围着大人们闹，围着爷爷奶奶的烘笼转。大人们高兴时，也会丢点东西进去烤。花生呀、黄豆呀、蚕豆呀、玉米呀，只要能吃的都可以丢进烘笼中烤。每每这时，娃儿们就会蹲在一边，眼巴巴地等着“嘭”的一声闷响，玉米、黄豆炸开了花，瞬间香气扑鼻。我们忙着用手把它们从火中抢出来，生怕晚了炸熟的豆子被别人抢走。性子急的来不及把豆子上的灰吹干净，就迫不及待地把滚烫的豆子丢进嘴里，烫了舌头也不愿吐出来。等所有的豆子花生烧熟吃完后，每个人都是满嘴黑灰，每个人却又是那么的心满意足，似乎刚刚吃了一顿期待已久的山珍海味。更有趣的是遇上过年时节，买上一串炸炮，趁大人不注意，丢个炸炮，“嘭”地一声响，一团黑灰腾空而起，呛得大人们眯起了眼，孩子们乐得哈哈大笑。丢炸炮的“熊孩子”呢，挨上一顿打也开心。就这样玩着闹着随心所欲舒适自在，裹在烘笼淡淡的烟火中，时光缓缓地前行，少年的我们走过了冬夏春秋。
　　四十多年过去了，烘笼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烧制烘笼的手艺也被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个烘笼燃烧的温暖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仍然会时时想起儿时的烘笼，回味烘笼里父母的温暖、邻里的温情，思念那四溢的缕缕豆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