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瑶 熊炜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并作出全面部署。我们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立足“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重要论断，以绿色发展新成效不断激发绿色生产力。

　　牢记“国之大者”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政治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新境界，走向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从顶层设计来看，要深刻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以对党、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持之以恒、全面系统推进生态建设。从具体抓手来看，要全面推进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的四化同步发展，着重以鄂中丘陵区水资源配置工程为串联、以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为重心、以淮河源生态保护为核心、以徐家河库区水源涵养为依托，推动流域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互促共进、相得益彰。从体制机制来看，要坚持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建立有利于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保持“战略定力”

　　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2023年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出口“新三样”逆势上扬，绿色发展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但同时，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双碳目标下的市场竞争、科技竞争、绿色低碳竞争、治理能力竞争全面展开，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深刻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趋势，推动整体发展绿色转型。

　　一是在发展观念上，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聚焦“随州香菇”“随州香稻”“随州油茶”“随州泡泡青”“随州四宝”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产品上追求“错峰头”、在品质上追求“独一份”、在品牌上追求“限量版”。纵向上贯通产加销，从种植养殖延伸至源头育种、加工分选、仓储保鲜、包装运输、电商销售等多个环节；横向上融合农文旅，从传统种植业和手工艺，拓展到乡村文旅、休闲康养、亲子研学、精品民宿等新业态，加快推进“产、销、学、研、游、创”全链条发展。

　　二是在发展方式上，加快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攻关以及推广应用，推动绿色颠覆性技术攻关。要加强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发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制造流程数字化、产品供给绿色化全方位转型，着力发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

　　三是在政策方向上，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要加快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支持建立以“管制－标准－激励”为核心的政策框架支持，推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向发展绿色生产力集聚。要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绿色投融资体系，通过推动发行绿色地方政府债券、建立政府引导基金和地方绿色发展基金等方式，为绿色转型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培育“生态文化”

　　着力营造生态文明建设良好社会氛围

　　生态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也十分注重培育与弘扬生态文化，从绿化祖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学发展观，再到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动展现了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党关于生态文化的创新性理论思考，我国居民的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从强调行为规制、习惯纠偏等自外而内的被动式形塑，逐步转变为理念重构、价值输出等主动式践行。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生态文化以绿色愿景和绿色价值观念为无形内核，以绿色制度规范和绿色行为实践为有形表现，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培育提供全面支撑。

　　一是创新生态文化形式。要立足地方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及地方生产生活方式等特点，着力将时代性、战略性的生态文明愿景有效转化为“接地气”的绿色生态文化符号，通过设计“碳积分”相关主题实践活动，将地方绿色文化价值理念外化为人们看得见、盼得到的目标，强化居民绿色环保信念和行为。如四川成都将国宝大熊猫作为地方生态文化符号标签，通过“云养熊猫”及“碳积分”等实践活动形式，将生态文化价值地方化、具象化。

　　二是凝聚生态文化氛围。以生态文化基因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企业而言，是一场关涉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绿色营销等方面的重大绿色革命；对广大公民来说，也是一场关涉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绿色交往等方面的重大绿色革命。可通过全面推行“楼长制”“巷长制”“街长制”等基层社群自治形式，以基层社群居民推选等形式选出环保带头人，通过绿色低碳理念宣传、行为实践、制度规范等方式，强化社群绿色身份标签，以点带面营造基层绿色文化氛围，激发全民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

　　三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要从源头上建立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价格体系，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价格政策；要形成消费领域的绿色低碳消费偏好机制，通过消费领域倒逼生产者进行绿色低碳转型，提高生产者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要探索建立体现市场供需关系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尤其是针对节水节能、污水垃圾处理等重点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切实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

　　（作者分别系随州市委党校党性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讲师）